在生活中，一些小吃一听名字就能想起它的产地。比如说肉夹馍就会想到陕西，说到煎饼就会想到山东，说到拉面就会想到兰州，说到青稞酒、酥油茶就会想到西藏等等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。在西藏，人们一提到“朋必”，就绝对会想到日喀则，可以说，“朋必”几乎成了一种日喀则小吃的象征，它唯独在日喀则存在，并被喜爱着，其它藏区根本见不到它的踪影。

    

    记得小时候，日喀则老街的集贸市场算得上是最热闹的地方，在写满毛主席语录的一堵墙下，几十个卖食品的人排队坐在一起，其中有卖饼子的、有卖人参果的，最多的还是卖朋必的人，因为朋必的成本是最低廉的。

    

    朋必的原料很简单，做朋必的豆汁是从做粉丝的汁液中提练出来的。做粉丝时，先把豆子碾成沫，沉淀后把最上面的一层汁液倒掉或喂牲口，沉淀在低层的是做粉丝的淀粉，而中间较绸的一层汁液是做朋必的原料。聪明的日喀则人把那一层汁液充分利用起来，熬出了独一无二的日喀则小吃。其做法是将豆汁熬成糊状，冷却后即可成形，但因内加佐料的不同而有所区别，有加藏葱的，有加咖喱的，有加青油的，最讲究的要加一些肉末，记忆中，小时候在街上能买到的大多是普通的朋必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的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是靠领救济，从粉丝加工厂购买做朋必的原料，然后自己加工出朋必拿到街上卖，硬是靠做朋必的小生意，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了。在一个烧成黑颜色的铝锅里装上发黄的朋必，拿着一个装有辣椒水的小瓶子，这就是卖朋必人所有的行头，如果有一个小孩子拿出5分或一角钱要买朋必时，卖朋必人马上掀开锅盖，用一个铝瓢从锅中刮上薄薄的几片，摊放在小孩的手上，泼上一点辣椒水，这在五六十年代就是一顿难得的美餐。

    

    朋必的吃法，也称得上独一无二，手掌就是碗，手指头就是筷子。那时没见过装在碗里拿着筷子体面地吃朋必的人。

    

    那时朋必的所有成本不超过三二块钱，所以做朋必的人很多都是穷苦人家。一样的原料，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出美味。大多数经营户只能抓住一些流动的顾客，而一些经营户却因此出了名，他们的生意大多在老顾客间。他们做的朋必每天都有人订购，或有很多人等着买，许多时候他们不需要上街摆摊。日喀则有个巴巴啦，她的名字就是她家朋必的商标，也称得上品牌朋必。

    

    所有的小吃在餐饮规矩上似乎上不了大雅之堂，人们爱吃但又夹杂着一些鄙视的味道，也许是因为它们低廉，也许是因为它们的吃法，也许是因为卖朋必的大多数是穷人。很多时候，人们的普遍心理就是昂贵的必然高贵。记得小时候来拉萨住在亲戚家，孩子们相互挖苦时他们就对我说，你们日喀则人吃朋必。言语中听得出他们把朋必当作一种底层的人吃的食物。听到他们这么说，我也觉得吃朋必真有些丢面子，好像低人一等。事实上，正当我这般年龄的人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，却赶上了缺吃少穿的六十年代，当时的朋必确实是和贫穷和饥饿联系在一起的。

    

    在当今的年代，很多曾经上不了档次的食品打上怀旧和回归自然的广告又上了档次。不知为什么，朋必的待遇依然如初。别看朋必是这么个廉价、简单的食品，在计划经济和粮食紧缺的年代，它救了许多日喀则的城里人。那时体力劳动强度大，一年大部分时间出工在外，糌粑天天要带，没有油水，一个人的定量顶不了一个月，提前购买新月粮食时，即便在粮店门口排队，也不一定能买上糌粑，因为寅吃卯粮的太多太多。这时朋必充当着糌粑的替代食品，填肚子是主要的，吃什么都香，谁还顾得上讲究。

    

    日喀则人对朋必的钟爱程度并没有因日子富足而放弃。如果你有机会到日喀则，会看到街上或机关大院里，一些背着筐子的妇女在大声吆喝：“卖朋必——卖朋必——”市场经济已让过去坐着卖朋必的人站了起来，已经成了一种流动的生意。在日喀则的街上，打扮得花技招展的姑娘们手掌上放着朋必，上面洒着辣椒汁边走边吃，一点也不觉得有失雅观。著名的歌唱家才旦卓玛回老家日喀则参加心连心艺术团演出时，也跟台下的群众演员一起津津有味地吃起久违的朋必。看起来时间可以改变很多 ，但却没有改变日喀则人对朋必的喜爱。就是它的吃法也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改变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为了生活，人们总是奔向四面八方，朋必也不可能固守本土，在外地的日喀则人对家乡的朋必情有独钟，精明的生意人抓住了这种特点，把朋必带到拉萨，去年雪顿节，罗布林卡就有日喀则老乡在卖朋必，并且生意还不错。